重點學科的評選與建設，同我國高水平大學的建設并行不悖，在過去一段時間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與此建設一脈相承，2017年9月，由教育部、財政部和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下發的《關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及建設學科名單的通知》，再次將我國的重點學科建設工作推向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在新的歷史節點上，回首我國自1987年以來三十年的重點學科建設之路，到底哪些學科門類得到了重點建設？為什么這些學科門類得到了重點建設？擬重點建設的學科在不同學科門類之間的總體布局是否符合國家和其賴以寄生的大學的長遠利益？
這些問題值得我們仔細探討。
01
我國學科類目設置的
歷史變遷及其根據
我國學科類目設置的歷史變遷
歷年來，我國高校重點學科的遴選與建設均是在官方不斷修訂完善的《學科專業目錄》的基礎上實現的。換句話說，《學科專業目錄》就好比是相應時期我國重點學科遴選的“樣本框”或“地形圖”，“在人才培養和學科建設中發揮著指導作用和規范功能”。
因此，要考察重點學科的建設情況，就必須首先了解這份“樣本框”或“地形圖”在歷史上的變化情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于1983年首次頒布《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授予博士和碩士學位的學科專業目錄（試行草案）》，此后至今，分別于1990年、1997年和2011年進行過三次大的修訂。其內容通常分為學科門類、一級學科和二級學科共三級目錄（2011年的目錄僅包含學科門類和一級學科兩級目錄），每一學科門類下包含若干一級學科，一級學科下包含若干二級學科。
與此相應，我國的重點學科建設在歷史上也主要是按照一級學科和二級學科的類別分別遴選的。
在我國，學科門類是對具有一定關聯學科的歸類，其設置是為符合學科發展和人才培養的需要，并兼顧教育統計分類的慣例；一級學科是具有共同理論基礎或研究領域相對一致的學科集合，原則上按學科屬性進行設置；二級學科是組成一級學科的基本單元。
根據國家三次修訂的《學科專業目錄》，筆者按照不同學科門類及其下屬的一級和二級學科數進行了分類統計（如表1所示），由此可看出我國學科類目設置的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學科門類在擴張，新增管理學和藝術學兩大學科門類。
第二，一級學科的總量呈增長態勢，二級學科總數銳減，甚至不再列入國家目錄。
第三，理工門類學科總量遙遙領先。盡管每一學科門類內部的一級學科數總體上保持了比較穩定的態勢，但其中工學門類內的一級學科數約占所有學科門類一級學科總數的三成，顯著高于其他門類，理學緊隨其后，兩者相加的一級學科數占了所有學科門類一級學科總數的半壁江山，兩者在二級學科總量上較其他學科門類亦依舊保有明顯優勢。
第四，文史哲門類的學科總量總體上位居末席，三者內部的一級/二級學科總數占各門類相應級別學科總數的比例甚至不到一成。
注：本表根據國家歷年的《學科專業目錄》整理而成，其中，“—”表示相應年份的《學科專業目錄》未出現相應的學科門類，此外，1990年的二級學科統計數據包括了34種在當時雖未招過研究生或培養條件尚不成熟，但屬于國家急需發展、長遠考慮應予扶持的試辦學科/專業。（本表由一讀EDU編輯部根據作者論文重新制作）
我國學科類目設置的根據
我國的《學科專業目錄》之所以呈現出如上特點，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對于不同學科或專業人才的需求不同有關。
其實早在20世紀50年代，受“重工業優先發展”的經濟發展戰略的影響，我國高校的科類結構就進行過深刻的調整，其標志是1952年的院系調整。
此前，我國高校的科類結構曾一度呈現出“文重工輕”的特點，如1947年全國高校文、法、商科在校學生已占大學生總數的47%，工科生還不足25%，但到1952年和1957年，前者的比例就急劇下降為22.5%和9.6%，而工科專業在全國總專業數目中的比重則在1953年急劇上升至52.2%。
大約與這一高校科類結構的歷史基底有關，加之80年代初，百廢待興的中國依然迫切需要培養大量的工業人才，因此，“重理工、輕人文”的學科類目布局也就應運而生。
此后，1990年的《學科專業目錄》稱其是“根據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目前和長遠的需要，以及科學、文化和技術發展情況，為適應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形勢”而修訂的，且其修訂原則還明確指出要“結合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對人才的需求，適當考慮業務部門的特殊需要，適當歸并原先劃分過細偏窄的專業，增加一些比較成熟的新興、邊緣學科與反映當代科學技術和文化發展趨勢的專業。”
2011年的《學科專業目錄》依然強調它是為“使學位與研究生教育更好地適應經濟、社會發展”而修訂的。
這說明，我國的《學科專業目錄》在歷次修訂時均已充分考慮了它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適應關系。“重理工、輕人文”的學科布局恰恰就是我國對理工類人才的渴求遠大于其他科類人才的真實寫照。
02
歷次重點學科建設中的
科際不平衡現象
如上所述，既然《學科專業目錄》已經明確體現了我國大學科類布局的輕重緩急，那么，在此基礎上開展的重點學科的遴選與建設就應該與既有的學科布局狀況動態地保持一致。
為了驗證這一假設，筆者根據時間相近的原則，試圖通過比較重點學科在不同門類間的遴選比例與先于其最晚近修訂的《學科專業目錄》中相應學科的分布比例，來考察不同學科門類在歷次重點學科評選中的受重視程度（下文簡稱“重點度”）是否存在差異。
當某一學科門類下的一級或二級學科數在相應級別的重點學科評選結果總量中占比超過其在《學科專業目錄》中的占比時，我們認為它的重點度較高，反之則較低。
結果如下：
1988年重點學科評選中的科際不平衡
1987年8月，原國家教委下發《關于做好評選高等學校重點學科申報工作的通知》，這是我國首次組織官方層面的重點學科評選。
從其1988年公布的重點學科名單來看，這次重點學科的評選是在《學科專業目錄》中二級學科的基礎上進行的，共評選出416個重點學科（不含軍事學），其中，哲學門類8個，經濟學門類20個，法學門類13個，教育學門類7個，文學門類16個，歷史學門類14個，理學門類86個，工學門類163個，農學門類36個，醫學門類53個。
注：因1983年的《學科專業目錄》僅為試行草案，故在比較1988年公布的重點學科遴選結果時，參照的是其后稍晚公布、但與1983年的試行草案差別不大的1990年版的《學科專業目錄》，而且在計算該目錄中各學科門類占比時，略去了當時并未出現在重點學科建設名單中的軍事學學科的相關數據。
筆者將上述數據轉化為不同學科門類內的重點學科數占總評選數的比例，而后將其與臨近公布的《學科專業目錄》中相應學科門類內二級學科數占同級學科總數的比例進行比較，結果如圖1所示：
（1）兩條比例線的走向大體重合，這表明重點學科在不同學科門類間的分布情況與其在《學科專業目錄》中的分布情況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2）兩條比例線亦存在部分節點相對分離的狀況，具體來講，像理學和工學等門類的重點學科比例高于其學科數在《學科專業目錄》中的占比，而教育學、法學、文學等門類的重點學科比例則低于其學科數在《學科專業目錄》中的占比，這意味著在首次重點學科的評選過程中，理學和工學等門類受到了國家更多的重視，即重點度較高，而教育學、法學、文學等門類則相對受到輕視，即重點度較低。
2002年重點學科評選中的科際不平衡
2002年的重點學科評選依然是在《學科專業目錄》中二級學科的基礎上進行的，共評選出907個重點學科（不含軍事學），其中，哲學門類16個，經濟學門類43個，法學門類35個，教育學門類19個，文學門類40個，歷史學門類18個，理學門類173個，工學門類357個，農學門類61個，醫學門類115個，管理學門類30個。
按照上述同樣的方法進行比例轉換后的比較結果如圖2所示：
（1）兩條比例線的變化趨勢大體上具有一定同步性，表明國家在進行重點學科評選時在一定程度上考慮了不同學科門類內學科總量的既有差別；
（2）兩條比例線存在諸多節點相對分離的狀況，具體來講，理學和工學等門類的重點度依舊較高，而教育學、法學、文學等門類的重點度依舊較低。
圖2 2002年各學科門類二級重點學科評選比例與學科目錄對比圖
2007年重點學科評選中的科際不平衡
2007年的重點學科評選按照《學科專業目錄》中一級和二級學科的分類，分別進行了評選。共評選出286個一級重點學科（不含軍事學），其中，哲學門類3個，經濟學門類10個，法學門類7個，教育學門類4個，文學門類7個，歷史學門類2個，理學門類44個，工學門類158個，農學門類17個，醫學門類17個，管理學門類17個；共評選出二級重點學科（含二級重點培育學科，不含軍事學）894個，其中，哲學門類17個，經濟學門類43個，法學門類44個，教育學門類21個，文學門類57個，歷史學門類29個，理學門類136個，工學門類255個，農學門類62個，醫學門類195個，管理學門類35個。
同理進行比例轉換后的比較結果如圖3和圖4所示，無論是一級還是二級重點學科的折線圖均顯示兩條比例線的變化趨勢既具有一定同步性，又不完全重合。
這表明國家在進行第三次分級別的重點學科建設時，在一定程度上參考不同學科門類內不同級別學科總量的固有差別的情況下，對理學等學科門類依然延續了其一貫的高重視度，而對教育學、法學、文學等學科門類的重視程度則依舊較低。
圖3 2007年各學科門類一級重點學科評選比例與學科目錄對比圖
圖4 2007年各學科門類二級重點學科評選比例與學科目錄對比圖
2017年一流學科評選中的科際不平衡
與重點學科建設一脈相承的一流學科建設名單主要是基于《學科專業目錄》中一級學科進行的，共評選出465個重點學科（不含軍事學），其中，哲學門類5個，經濟學門類11個，法學門類23個，教育學門類6個，文學門類19個，歷史學門類9個，理學門類104個，工學門類188個，農學門類24個，醫學門類42個，管理學門類21個，藝術學門類13個。
同理進行比例轉換后的比較結果如圖5所示，總體而言，與此前三次國家重點學科評選的結果幾乎并無二致。
圖5 2017年各學科門類一流學科評選比例與學科目錄對比 圖
注：2017年的一流學科評選基本是按照2011年的《學科專業目錄》中的一級學科名錄確定遴選結果的，但其中也出現了少量不在其名錄中的學科名稱，對此，我們在進行學科門類歸并時，根據我國學術界的慣常認識，采用“臨近擇類”的辦法進行統計，例如，我們將“會計與金融”、“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歸入經濟學門類，將“語言學”、“現代語言學”歸入文學門類，將“統計學與運籌學”歸入理學門類，將“電子電器工程”、“機械及航空航天和制造工程”歸入工學門類，等等。
歷年重點學科建設中的科際不平衡現象總括
如圖1~圖5所示，在我國歷次的重點學科評選中，盡管重點學科建設數在不同學科門類間的比重與相應《學科專業目錄》中的比重總體上呈現出了某種吻合的狀態，但是局部的差異情況卻始終存在。
根據本文構造的“重點度”這一參考指標，筆者將圖中始終存在的兩條折線間的差異進行了整合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
這表明，多年來，我國的重點學科建設始終穩定地存在著科際不平衡現象，這種不平衡不僅表現為與《學科專業目錄》中的學科設置情況相吻合的不平衡，還表現為某種不相吻合的不平衡，后者可大致概括為：
（1）理工門類始終是我國重點學科建設中的“重中之重”，經濟學門類在21世紀以后異軍突起，成為重點學科建設的“新寵”；
（2）以教育學、法學和文學門類為代表的人文社會科學則在重點學科建設中受到了持續的相對忽視。
這種不平衡是我國在遴選重點學科的過程中，突破了《學科專業目錄》對科類設置的規劃所導致的結果，是一種二次制造的科際不平衡。
當然，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對我國重點學科建設中穩定呈現出的科際不平衡現象的概括，是基于將各學科門類在重點學科建設中的比例與其在《學科專業目錄》中的比例進行比較而得出的，換句話說，這種科際不平衡是在假設“我國歷年的《學科專業目錄》在不同門類下的學科布局與調整具有合理性”這一前提條件下而成立的。
（本表為一讀EDU編輯部根據作者原表重新制作而成）
03
重點學科建設中的科際不平衡
何以持續存在？
如表1所示，其實我國歷年的《學科專業目錄》已經比較明顯地體現出了科際不平衡的特點。在其基礎上進行的重點學科建設，則進一步鞏固甚至加劇了這種不平衡。
究其原因，從根本上看，是與不同學科在我國特定歷史時期的國家建設中發揮的作用不同有關的。
改革開放以來，面對百廢待興的局面，我國政府同時承擔著“把國家從文革的泥潭中拉出來”以及“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雙重歷史任務。在溫飽問題尚未完全解決的前提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幾乎就成了破解這一棘手難題的不二法門。
與國家建設的這一中心任務相匹配，我國的社會主義分配制度也進行了改革，“大鍋飯”被打破，“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逐漸成為了包括教育在內很多社會政策的共同理念，加之我國素來具有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優越性，重點學科建設政策也就因此應運而生。
在支撐國家亟待開展的經濟社會建設方面，不同的學科顯然作用不同。理工門類和經濟學門類在我國的重點學科建設中更受優待，就與它們在國家經濟社會建設中的作用更加直接和重要有關。
以理工等門類為代表的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可以“減少疾病負擔，延長生命，減輕體力勞動強度，使通訊和旅行變得方便，并為國民經濟的發展做出貢獻，”而經濟學所確立的制度和規則則有可能為國家“減輕嚴重的經濟蕭條、大量人員的失業和失控的通貨膨脹，并有助于經濟的健康發展”，這些均是其他學科所不能直接效力的。
因此，當學科本身的特點與國家建設的需要存在不同的契合度時，契合度高的學科就容易得到國家的重點支持，反之，則容易受到忽視。
由此現象隨之帶來的后果是，政府實際上憑借有關重點學科的建設策略，客觀上在不同學科間謀劃、控制和改造了某種“學界傳聞”，進而潛移默化地引導著不同學科后備力量的涌進和淡出，制造了不同學科門類間地位的尊卑與學術人的榮辱。
如果說一直處于動態調整中的《學科專業目錄》是國家在不同歷史時期對各學科人才需求量的一種相對合理的規劃的話，那么，在重點學科的遴選與建設過程中，持久地偏離這一已經在不同學科間有所側重的規劃，二次制造科際間的不平衡，則需要我們引起重視，并反省其合理性。
04
反思與討論
是否符合國家的長遠利益？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與主要矛盾的轉變相適應，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著力點也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逐步過度到統籌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新的歷史階段。
根據新時期黨為國家指出的未來的建設目標，在從“重點”向“一流”學科建設轉變的過程中，如果我們仍然抱持著“重自然科學和經濟學，輕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建設思路，那么我們的重點學科建設方向就可能與整個國家的建設目標漸行漸遠。
在社會矛盾日漸凸顯的今天，當大多數中國人已經無需擔憂溫飽問題之時，作為財富創造者的生命個體該如何與其他生命共處，如何與社會共生，如何安頓自己的內心，便成為作為高深學問策源地的大學所不得不扛起的重任，而這正是人文社會學者的精神領地。
忽視人文社會科學的這些獨特價值，將可能使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出現偏差。
是否符合大學的長遠利益？
一所大學是由若干學科共同構建起來的松散連接的組織，一個國家之內的大學群體是由若干所不同類型的大學共同構建起來的教育生態系統。
大學發展的長遠利益既在于其內部的各個學科是否能夠和諧共生，良性互動，從各自不同的視角出發，共同探究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的奧秘，也在于不同類型的大學間是否能夠和諧共處，良性競爭，從各富特色的辦學思路出發，依托其各有所長的學科基底，共同構筑豐富而多樣的教育生態系統。
然而，我國重點學科建設中的科際不平衡現象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上述大學發展的長遠利益，具體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1.不平衡的重點學科建設通過重塑大學內的學科景觀，影響學科間的正常對話與交流。
一方面，不平衡的重點學科建設可能固化大學內既有學科之間的落差。
由于我國重點學科建設中的科際不平衡現象已持續多年，加之“重點學科建設領域內的退場機制作用不明顯，這就使得重點學科建設領域如同一個只有入口卻沒有出口的圍場，”具有相當的封閉色彩。
這樣，一所大學內的重點學科因持續獲得國家、地方和大學的重點支持，在聚攏人才、吸納社會資源等方面變得更具實力，而它們與非重點學科之間的相對差距也就可能進一步拉大，形成學科建設中的“馬太效應”。
與此同時，可以想象，大學為了“搶占先機，爭奪資源，自然會競相追逐重點學科的入選”，在這種情況下，由政府主導的重點學科建設作為一種強大的外在力量，就替代了大學內部不同學科間的自主規訓與彼此商談，從而使得大學作為一個能動的行為體，不斷地在原本自然生長的學科間扶強抑弱，甚至強行改組和改造。
當這種改造不是出于不同學科學者間的自由意志而產生的時候，它的結果就可能是兩敗俱傷，而不是各美其美，美美與共。
另一方面，不平衡的重點學科建設可能阻礙正常的學科對話與學科間的交叉融合。
如上所述，不同學科間不成比例的重點建設可能導致大學內部重點與非重點學科間的等級固化，這可能會“切斷學科之間的生態鏈，破壞科學進步所依賴的學科間的相互協調”，“單科獨進，局部繁榮的發展模式遲早會限制優勢學科的進一步發展和創新人才的培養，即使在一所大學內部，各門學科如果水平相差懸殊，也會因缺乏相同高度的對話平臺，而難以實現高水平合作攻關的意圖，使為學生提供優質的多學科資源的愿望落空。”
2.不平衡的重點學科建設通過改造我國大學群落的生態系統，影響不同類型大學間的良性競爭。
單就重點學科所獲取的經費來講，從1987年開始，國家就陸續對重點學科進行了額外的經費支持。
首次重點學科評選之后，教育部就向世界銀行貸款1億美金來資助這些重點學科的發展，共建設了一百多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和重點專業實驗室，其中，國家重點實驗室得到大約120萬美元經費支持，專業實驗室一般得到大約50萬美元經費支持，這部分學科點都是理工科，后來教育部又追加了一些對其他學科中的重點學科的建設經費，但支持力度較小。
以重點學科建設為重要內容的“211工程”也獲得了大量的專項資金，僅“九五”期間，國家就投入27.55億元，并由此帶動地方、部門以及學校投入建設資金達100多億元，在其建設資金的使用安排上，用于重點學科建設的經費為62.11億元，占建設資金總額的57%。
此后的“985工程”、2001和2006年的重點學科評選以及2017年的“雙一流”建設也均對各校的重點學科建設投入了大量的經費支持。
這種持續不平衡的經費投入，使得那些尤以理工科見長的高校群體在過去三十年中獲得了非同一般的長足的發展與進步，而這一漸次累積的優勢同時也成就了它們在各種大學排行榜上的卓越表現。
與之相對，以人文社會科學見長的高校群體，如果不能入圍“985”或“211”工程建設名單，進而獲得學校發展的超常規整體支持的話，那么僅憑重點學科建設中有限且不平衡的資助比例，將很難與理工科大學形成良性競爭，共同構筑和諧發展的大學群落生態系統。
05
重點學科建設：路在何方？
本文通過比較我國歷年來重點學科在不同門類間的遴選比例與《學科專業目錄》中相應學科的分布比例，來考察不同學科門類在重點學科建設中的受重視程度的差異，結果發現其中存在科際不平衡現象。
這一現象的持久蔓延不符合我國“五位一體”的國家建設目標及大學發展的長遠利益。因此，調整我國重點學科建設的科際布局就已成題中之意。
一方面，在不斷更新的《學科專業目錄》的科類布局已能動態反映我國各項建設和社會發展對各類人才的需求狀況的前提下，重點或優勢學科的遴選應該參照目錄中各科類間的比例進行，而不應在不同學科門類間二次制造差別化的準入門檻。
另一方面，應根據全面、科學、有效的評估策略，對重點學科的建設成效進行動態考量，明確退出機制，打破重點學科的身份固化及附著于其中的不正當的資源捆綁，尊重大學之間以及大學內部多學科共生與互動的發展規律，守護不同系科學者間平等創造的精神家園。
托尼·比徹曾用“都市劇”和“田園劇”來概括性地比喻大學中不同學科/專攻的研究特色，循此邏輯，或許只有當作為一種國家戰略的重點學科建設行動，可以同等地助力并保護不同劇目在不同大學間同臺競演之時，對于所有的觀眾來說，那才可能是一臺最美麗的演出。
本文原文經編輯刊載于《教育發展研究》2019年第7期，發表后題目為《我國重點學科建設中的科際不平衡現象》，經作者授權，一讀EDU編輯部對原文有所編輯、調整。文章僅作分享之用，版權歸作者和《教育發展研究》所有，不代表一讀EDU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