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中長期生物技術人才發展規劃》日前出爐。規劃可謂宏大詳盡，由七個政府部門聯合起草(科技部聯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教育部、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歷經兩年完成。

　　那些起草這個《規劃》的專家一定是深入討論了許久才完成這份“折子”的。我特地下載了《規劃》的文獻原文學習了一下。總的感覺是高度有了，細節不夠;決心很大，入手不易。

　　不過，在宏觀政策指導下，具體如何行動?從下往上地運作如何進行?

　　創新型人才是培養出來的嗎?

　　我不同意“培養創新人才”的說法。

　　創新型人才是特意培養出來的嗎?能刻意培養出創新人才嗎?

　　在中國，我們的“大一統”文化很強調至上而下地“選拔”、“培養”。如果沒有伯樂，連千里馬也終究會被埋沒。所以中國的人才都是“被”人才的：被選拔，被培養，被獎勵，被崇拜。

　　讀喬布斯傳記，你會發現他的成長過程幾乎沒有“被XX”的痕跡，相反，所有現有的規章制度都可能成為禁錮他發展的枷鎖——如果他出生在中國，他就會失去很多打造了他個性的環境和機會。

　　從他的傳記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成長有太多的偶然因素，而批量地把偶然變成必然是不可能的。這也是為什么我認為“培養創新人才”的說法不可行的原因。

　　我曾在一篇博文中比較了美國小孩和中國小孩學跳舞的事：美國更注意培養孩子的興趣，盡量鼓勵他們有個性，獨立發揮;而中國則強調整齊、統一、紀律、服從傳統模式。這看上去是小事，可是反映出來的卻是如何培養創新型人才的大事。

　　創新如禪，不能言傳，只能靠醒悟。越是想“教導”，說出來的東西就越不像。所以說，創新者很難“培養”，只能“野生”。千里馬不都是靠伯樂去發現的，更主要的是給千里馬創造施展技能的空間。

　　喬布斯也不是培養出來的。政府在鼓勵創新上能做的不是去扮演伯樂的角色，而應該去把那些圈養的馬放開，讓它們都有奔跑的機會，然后給跑在前面的發獎。

　　政府如何鼓勵創新?這也是歐洲、亞洲的一些國家，包括英國、法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想從美國學習的。可殊不知，美國政府并沒有鼓勵創新的訣竅，美國的眾多創新并不能歸功于政府。創新是蘊藏在文化中的，不是法律和政策能駕馭的。

　　“制定一個五年計劃，投入一筆資金，培養出一批創新型人才”這樣的口號和政策能讓政府官員們覺得是盡力盡職了，可是實際上很難達到預期目的。因為創新不能計劃。像喬布斯那樣真正的創新者也不在乎金錢，而且所有批量生產的東西都有模具，有模具的東西就失去了特別，也就不能稱為創新了。

　　創新人才需要什么?

　　不過，單單不同意并不是建設性的意見。如果不去“培養”，人才從哪里來?一般人才可以培養造就，可是因為創新型人才的產生需要太多的偶然因素，而且創新人才又多有各自的特點，所以不能批量生產。好在，《規劃》提出的目標不高，在2020年以前，“僅僅”需要在生物領域造就3~5個“國際頂尖科學家”。

　　不過，到底是要“國際頂尖科學家”?還是要“國際頂尖的生物技術專家”?科學和技術是不同的：科學家通常是吃皇糧的自然規律發現者;而技術匠則是在市場上賺錢的創新者。也許科學家和技術匠各要兩個半?

　　培養，就要從種子做起;造就，也需要有好的毛坯。如何選種?誰來選?標準是什么?

　　培養，就需要有環境，需要一個營養豐富，沒有干擾的溫室。這個不難，搞生物技術，其實并不需要很多錢，國內太多的實驗室購買了大批沒有用的或者極低使用率的儀器。硬件上面可以省去很多錢。

　　其實，這個《規劃》中回避了一個很關鍵的問題：責任。和任何事情一樣，培養人才也一定有一個成功率的問題，培養出3~5個頂尖人才可能需要相當比例的“不成功”人數作為陪襯。誰來承擔那個“不成功”的責任?當然，和風險投資一樣，只要有幾個成功的，國家就劃算了。可是風險不能避而不談。

　　《規劃》是一個非常好的開端，說明國家重視人才，也有決心去做。畢竟，還沒有聽到世界上有任何一個國家有類似的大政方針。規劃中的目標完全沒有理由達不到，可總是覺得不夠細致，到底缺什么，還沒有體會透(所以這篇文章起草了幾天都沒完成)。

　　至上而下，國家需要創新人才，這是再明白不過的;可是，從下而上，創新人才需要什么?或許這才是更急切需要提出的問題。其實，創新者需要的也是大家都需要的：足夠多的錢和足夠多的自由、穩定的大環境、少干擾的小環境。而這些，在中國工作的許多科學家們也都具備了，沒有理由不出成果，也沒有理由不出人才。所以，有沒有《規劃》不重要，有了規劃，一旦有了成果也有規劃者的功勞。